除了人大常委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立法案之外，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真正能够集体行使职权的实际只有审议和表决两个环节，作为合议机关的人大主导，只能是这两个环节的主导。

因此，司法规律的自在性可以解释为司法规律既不能人为地被创造出来，也不能人为地被消灭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

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简•罗丹曾说：司法源于社会，并依赖于社会场合和重复性的人类行为。[9]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由于法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作为法的适用方式的司法也必然具有社会性。[3]思维运动建立在一系列自然的、社会的运动形式之上，这些运动形式的物质性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决定思维运动的物质性等特性，构成思维运动这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人的司法活动既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又是一种自觉的、能动的、包含特定目的的社会活动。

司法主体正是通过对其主体性作用的调整来加深对司法规律的了解、把握和利用程度，从而科学地检验、修正司法实践目的，最终促成司法实践目的实现。从司法程序的角度看，民主社会的司法应当是一个开放的沟通平台，司法者通过与民意进行公开、理性的交流，从而在多元社会中寻求共识，这种共识就是公共理性的体现。公民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并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方式，符合立法宗旨，能够实现立法目的。

[17]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134. [18]同上书，第63页以下。[46]无论在宪法还是行政法层面，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可能就对应着国家或政府所应担负的义务。[48]《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8条。[75]但从陆案的一审裁定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摘要，法院对申请权滥用进行判定的法律依据、行为类型化标准、论证说理的逻辑其实远未阐明，而法院对与信息公开申请权相关的滥用诉权问题的裁定，[76]以及将当事人列入类似黑名单的做法，[77]则存在更大的商榷余地。

尽管公法的法律关系主要是个体—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在这一语境中法治主义强调的重点是以法律控制权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人都是天使，也就不需要政府，麦迪逊的这句名言其实也表明，政府的根本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这里的人是指普遍的人性。其二是通过一般的常识和理智来判断主观诚信。

[29]王泽鉴：《诚实信用与权利滥用》，《北方法学》2013年第6期，第5页以下。[21]相关研究还阐明，在美国，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雇佣关系、合同法、侵权法、专利法等领域有着广泛的适用。根据该条文，公共机构无须履行向申请人提供被申请信息之义务，如果该申请被认定为无理纠缠。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表达自由的规定，强调的是国会不得立法来禁止或限制表达自由的行使，这种否定式的权利表述，也体现了对表达自由作为一项绝对的权利的某种承诺。

另外，向一个机构重复提出内容相同的申请或数量众多的申请，或在内容上实为信访、咨询或举报的申请，经行政机构告知其改进但拒绝改进的。关于纠缠性申请，最为典型的是英国信息自由法(2000年)第14条(1)的规定。作为对私人权利行使的限制，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法权观念变迁的结果。进入专题： 信息公开 知情权 权利滥用 纠缠性申请 。

比如，为什么申请数量多就说明了申请人的真实目的在于借此表达不满情绪，或向政府施加压力呢？为什么向政府施加压力就显然构成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滥用？裁定书对这些关键问题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主观测试要检测的是申请行为的目的，而获得信息之后申请人如何使用该信息并不是申请行为的一部分。

但同时，它也是一项公民用以参与公共生活、监督公共权力行使的权利，也就是说，它也是一种行的权利。实践中，滥用信息公开权利也日益受到关注。

南通市发改委在答辩书中认为：申请人陆红霞及其家人具有明显的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行为，违背了条例的立法目的，不具有正当性。当然，我们可以设想，让法院成为滥用权利的判定机构。行政机关不得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这句话没有特别明确的出处，有可能不是直接来自于罗马法文本，而是后人总结提炼的。或(4)申请行为在一个具有基本理性的人看来是不合理的或者不成比例的。[60]研究者还指出，人们之所以对纠缠性申请记忆深刻，是因为人们在印象形成上的帕累托效应，即数量较小的纠缠性申请对人们主观印象的塑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滥用知情权命题的基本依据和法理 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法理分析表明，禁止权利滥用这一发源于民法语境中的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一样，旨在为权利的行使提供某些客观和主观的诚信标准。(2)行使权利没有任何正当的利益并且损害他人利益。

但正如笔者在前文中所强调的那样，界定对作为一项公法上基本权利的知情权的滥用，需要秉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将知情权滥用的判定置放于一个得到良好指引的分析框架之下，方能在对权利行使进行指引和规制的同时，也防止滥用知情权之概念的滥用。这个限制性分析框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滥用行为进行类型化，比如引入类似英国信息自由法中的纠缠性申请等概念。

[54] 在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vs. Devon County Council Dransfield一案中，[55]英国高等裁判所指出：无理纠缠不能简单地从词典中去找解释。[30]他进一步指出，诚实信用原则是客观诚信和主观诚信的统一。

在有限的期间、人员、经费、设备等给定条件下，理想主义和道德高调并不能解决法律程序操作所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6)违反侵权法的一般原则。[68]但是，提高收费标准必须全盘考虑各种因素。因此，成本收益分析必然夹杂大量的估算，而由于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估算很可能强化行政机构的不对称优势，进而可能会压制正当合理的申请。

例如，比较法的观察表明，滥用信息公开权利的行为，最主要的类型化行为就是滥用申请权而导致的纠缠性申请和无关紧要的申请等行为。[3]担忧者认为，一些信息公开申请存在数量大、重复申请、内容琐碎、申请草率、甚至恶意申请的情形，这导致了信息公开法律程序的变异，背离了条例的立法目的，也影响了有限行政资源的公共效用，因此，应当从立法层面考虑对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行使设定限制性规则。

而诚实信用原则是积极模式，是对权利行使之社会道德的法律要求。因此，在传统的公法领域，包括宪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以及新兴的行政规制、互联网规制、社会法等领域，都涉及到禁止权利滥用的问题。

学界对陆案的研究分析，也主要集中于对裁判文书的逻辑、诉讼程序进行分析。比如，有的申请行为伴随着口头或者书面的对公共机构或其人员威胁性的、侮辱性的言辞，这损毁了对法律和公共机构的基本尊重。

相比于民法领域私人相互之间平等的横向关系而言，公法中的关系结构呈现出不对等的纵向关系特征。这个框架的使命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为知情权滥用问题的判定和分析提供说理依据。第一，滥用知情权命题的基本依据和法理。从这一现实主义角度而言，提出知情权滥用的概念，并非无的放矢。

(4)权利行使造成的损害大于所取得的利益。这样就建构起了判定知情权滥用的法律原则——行为类型化的法律概念——基本的分析判定标准等逐步具体化的分析路径，从而有助于抑制行政或司法裁量权的滥用。

从言论自由权利行使的实践观察可以发现，即便在公共言论的语境中，煽动叛乱、恐怖主义、鼓动种族仇恨的言论、甚至要求禁止某些言论的言论显然是应当受到抑制的。[40]关于禁止权利滥用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适用，可参见易继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适用》，《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第39页以下。

未来，应该在条例的修订中，在法律原则、行为类型化和判定标准方面，对知情权滥用予以规则化的指明，并通过信息公开申请收费制度的改进来抑制非正常申请行为。如果公民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违背了条例的立法本意且不具有善意，就会构成知情权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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